⑨法官阐释如下：对于具体案件的审理，应当合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
六、列宁的专政定义及其引起的无谓辩护 马克思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创立者，但是，他从没有在自己的论著中为专政下过任何定义。这一点在外观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执政官出巡时有12名扈从每人手持一束笞棒作为标识权力的仪仗，如果巡行在罗马城之外，扈从的笞棒束中便会插上一只战斧，称为法西斯(fasces)，用以象征执政官拥有不容藐视的最高威权;而专政官/独裁者出巡时，扈从增加为24名，无论巡行在何地，笞棒束中总是插着战斧，只有在人民大会面前法西斯才会垂下，表示专政官的权力来自于人民。
一方面，闭关锁国的状态使我们成为庐山中人，不能及时和正确感知世界大势之变;另一方面，奉斯大林改造过的专政理论和专政体制为真理，又使我们看不清自己走的路。可以说，尽管各种形态的专政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但是，在典型意义上的专政体制之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关系还远远不是主与奴的关系。因此，过渡性专政与应急性专政也有某种类似的属性，尽管前者的存续时间要比后者长得多，但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非常措施的意义，都是附条件的和附时限的制度设置。八、法治国家与专政的关系 从理论的层面来说，法治与专政显然是具有内在矛盾的两个范畴，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具有不同的性质，既非一定水乳交融，也非一定水火相克。前面已经讨论过，与专政构成对译关系的西语(以英语为例)词是dictatorship，它指称的对象是以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为特征的政权或政治体制，而与专制构成对译关系的英语词有数个，其中之一是despotism，它一般用于称谓与专政既有所似也有所异的统治形式。
……因此，现在是15岁、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安排自己的全部学习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历史的惯性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逐渐有所改观，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强调法制建设，到法治原则入宪，社会主义中国终于走上了法治国家之路，任何权力、任何诉求都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也渐次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在法条之间因基本法律制度规定上存在着矛盾和不协调、不明确的情形，有关法律基本制度的理论则成为法官作出合理解释的根据。
(5)事实问题(quaestiones de facto)。不仅是实践性的，而且也是超实践性的。[15]198只有在语言和概念上相互靠近，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才可能达成一定的共识，并为裁判的可接受性打下基础。掌握一些法律科学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正义的判断这门艺术以及它是如何被运用的。
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毕竟，困扰我国法学与法治发展的难题是一个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未决问题。
Bartolus与Baldus二位疏证法学家的法学理论对后世法学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德国现代法学的直接法源。因此，运用不同的解释理论和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解释结果，而各种解释理论和方法均有利弊，需要实务家在办案中权衡和选择。法学家研究理想法，是法律良知、终极关怀的体现者，是社会现行法律制度的批评者与完善者。波斯纳认为，法学教授的公干就是要揭穿这些技巧，展示(常常是不赞同地)其中有关事实或先例的错误、事实和论证的错失、锋利的论辩和修辞背后掩藏的空间，而这些都是标准的司法创造的方法。
他们各自建构的是两套不同的知识：法学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知识。故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当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的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有实务者认为，理论不能为实践给出明确答案，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时找不到对症的药方，因而更加轻视理论甚至与之相抵触。例如，(2009)长中民二终字第2624号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法官针对当事人要求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情势变更原则规定适用于案件事实的上诉请求，在判决书中便运用法学理论对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作了区分，从而保证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
由于民众对于合法与不法的想象不是在法律语言的范畴中进行的，而是透过日常语言而被给定的，因此，考夫曼指出，法律的语言不能距离日常语言太远[15]198，而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活事实的日常世界与法律规范世界不会相互割裂开来，法官才可能用法律语言与当事人沟通，并将当事人的行为与法律行为作对比评价。如果一个实践者，如法官或律师缺乏基本的理论知识，就不能称为优秀的实践者。
而如果按哲学诠释学理论，则在法条意义的理解上，势必将法条融入相互主观的状况过程中，这实质上是一种规则创设行为，往往被认为带有主观偏见。(3)区分(divisiones)与鉴别(destinctiones)。
实践主体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如何进行实践活动，受到作为知识体系的理论的制约和作为思维方式的理论的规范，也受到作为价值观念的理论的引导和塑造。无论是古罗马法学家还是近现代两大法系国家，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都表现出互为你我的纽带关系。由此，法学本身取得了一种独特性，并且与以下这种状况相适应，即在法学者的工作中，理论和实践内在联系在一起……[11]75 在实际生活中，理论与实践不可能彻底分离。它一方面对法典体系进行总注释，说明法典各体系的内容摘要，另一方面又对法条本身义注，重视个别法条的含义及各法条的关联与区分，以期提出法律定义的界限与一般法律的原则。总之，法学理论具有实践性，也是超实践性的。[3]而有学者认为，理论只有与实践相分离，才能保持学术独立的品格。
如果理论高深到让多数实务者都难以看懂的程度，那么，这样的理论就很难经世致用了。他们被说成是语言专家，是一批职业和技巧就是熟练使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人。
实践中法学理论作为裁判依据的情况有：第一，有些法学理论是裁判直接适用的根据。西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颇有成效的努力。
[10]90-93虽然注释法学派没有建立起统一完整的法律体系，却利用Topik的方法，完成一般总体性的注释。而法律论证常常是事实和/或理论与既有规则的适用两者之间的精致平衡，它们通过有理据的评论意见联系起来，说服人们认可所提出的结果的有效性。
以便设法解决其矛盾或提出折中见解。它是法学家就法院的诉讼案件，或当事人的法律争执，依问题解决的方法，提出法律解决，供实务界参考之用。[18]29可见，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并由大学来完成教授，既是法律理论系统化、规范化的要求，也是社会分工和精细化、专业化的要求，是为了思想的习惯和求知的方便。一个哪怕只是对‘世界片段进行的‘有效的甚至只是符合需要的解释奠定了实践行为、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基础，无论是为了维持现状，还是为了改革现状[9]12。
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存在着貌离神合的关系。[21]455在英美法系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紧密互动关系更是自不待言。
由于法理想既尊重人的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权利，又规定人们应对他人和社会所负担的义务和责任的起始点，因而能够为司法裁判规则提供价值指向。因此，律师要说服法官和当事人，更需要具有说话的艺术。
[19]24法学家及其学说备受重视的传统，一直到近代法典制定后仍然继续保持下来。法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为感性活动的、外部操作的逻辑，是在既受思维和存在制约、又改变思维和存在的亿万次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需要实践主体在实践中通过意识活动、思维运演逻辑才能获得。
但限于篇幅，本文将考察的范围限定在30年这个时间段。对法条义注方面，可分成下列五种方法：(1)类似章句之归纳与新敕法援用摘要，期能在法实务上易于援用。正如萨维尼所言：如果理论和实践在法学中常常被视为是完全分离甚至是背道而驰的，那么这样的观点非常没有价值。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法社会学研究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作出了努力，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参见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88、336页。[11]43 法律概念和术语以及法律基本制度理论是解释制定法规则的根据。
事实上，理论与实践乃有分有合，理论自有其独立的品格，但它与实践更具同一性、互动性。它们并非等同于描述，而是组成相互和谐的整体，在制度化推动的法学框架内被提出和讨论。
其中，解释和适用方法是发掘裁判规则的技术，赋予法律体系以生命。[20]64德国历史上的卷宗移送制度，使大学法学院对于法院移送之卷宗，能以法院之名义宣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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